当内卷成为一种道德——东亚现代人的三重枷锁与文明控制程序

控制论，研究的是系统如何通过反馈来实现自我调节和控制：系统接收信息、比较偏差，并通过调整行动来维持某种稳定状态。例如一个恒温器，通过感知温度和调整加热等程序，维持室温稳定，这就是一个简单的控制系统。人类社会也可以看作一种控制系统，为了维持正常运转，它必须使用某些控制程序，来维持秩序、协调行动、传递信息。 作为控制系统的社会，必须由三个部分组成：控制系统的操作员、控制系统的程序、被控制的对象。其中，操作员和控制对象，显而易见的都是人。 因此，关键问题在于，控制程序是什么，以及它被写入的位置——是深深刻印在每个人的习惯和直觉中，还是嵌入在具体的社会活动里，或者是作为独立的工具和制度存在？ 从控制论的视角审视人类文明，可以发现三种截然不同的秩序建构方式，它们分别使用不同的“控制程序”，并将其写入不同的位置。以下的分析是一种理想型的概括——它试图提炼不同文明传统中的主导倾向，而非对复杂历史的全面描述。每种文明内部都有丰富的多样性和演变，这里讨论的是各自最显著的组织逻辑，而非唯一特征。 儒家传统：人作为程序 儒家文明圈将“人”本身编程化。儒家礼教，以及各宗教的戒律或修行方法，共同构成一套完整的内部操作系统。一个合格的儒家传统中的人，应在任何情境下自动运行正确的子程序：见长辈启动孝敬程序，遇冲突启动忍让程序，面对欲望启动克制程序。 这是一种硬编码策略。人成为高度可预测的执行机器，社会秩序通过编程每个个体来实现。其优势在于鲁棒性，即便外部环境崩溃，只要人的内部程序完好，秩序就能迅速恢复。中国古代历史上，改朝换代后社会结构往往能相对快速重建。这可能部分得益于儒家文化对个体行为的深度内化——即便政权更迭，基层社会的礼俗规范仍在延续。 这种策略的代价，是人的灵活性和创造性被严重限制，系统的反馈空间被压缩为“守礼/失礼”等高度道德化的二元判断。当遇到程序中未预设的情况，人会认知失调，甚至行为瘫痪。 日本：事作为程序 日本在接受儒家传统的同时，发展出了独特的变体：将“事”本身编程化。每一种社会活动、每一个工作流程、每一类人际交往，都有极其细致的程序规定。茶道、花道、武士道，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将某种“事”提升为精密算法。人进入某个“事”的场域时，自动被该场域的程序所引导和塑造。 这是一种情境驱动的编程。日本人并非在所有情境下都运行同一套程序，而是根据“事”的类型切换不同的行为模式。工作时的程序、家庭中的程序、居酒屋里的程序可以完全不同，人在这些场景间切换时展现出惊人的适应性。 日本的工匠精神、服务业的完美主义，都可能来自“事程序”的极致优化，各行各业的“仙人”，也因此而出现。但其代价是人被碎片化，在不同事务中使用不同的程序，导致人缺乏统一的自我认同。这种内在的分裂感，或许是日本社会中普遍压抑感与自杀率问题背后诸多结构性因素之一。 日本模式在某种意义上是儒家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的独特调适。它保持了东方的结构性和集体性，同时通过情境化的方式，允许了一定程度的行为灵活性。但这种调适并非真正的综合，而更像是一种紧张的平衡，在保持秩序和释放个性之间的持续拉锯。 西方：方法作为程序 现代西方主流文化将“做事的方法”程序化，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西方传统完全没有对人的塑造，基督教伦理和公民美德传统同样强调品格培养。但相比而言，现代西方文化的主导趋势是将规范尽可能外化，既不编程人应该是什么样的，也不编程事应该怎么进行，而是创造独立于人和事之外的抽象程序。人保持相对自由，通过操作这些外部程序来完成各种事务。这是一种工具理性编程。 西方发明的科学方法、法律制度、民主程序、市场机制，都是可以独立于具体的人和具体的事而存在的抽象程序。人无需被改造，事无需被神圣化，只需掌握正确的工具和方法。 其优势在于灵活性和可扩展性。程序可以不断更新迭代而无需改变人本身。新的科技、新的制度可以被设计出来解决新问题。但代价是人与程序的疏离——人成为程序的操作员，而非程序的一部分。这导致了存在主义危机：当我不被任何程序所定义时，我究竟是谁？ 铆钉：自由的代价 当人不再被内化的程序所定义，也不被事的角色所定义，而是成为自由漂浮的程序操作员时，便可能产生严重的存在焦虑——没有程序告诉我“我是谁”。在这种从传统角色和本质叙事中被“脱嵌”的状态下，自我需要新的锚点来获得持续感和确定性。 于是出现了各种“铆钉”。纹身，成为身体层面的铆钉——在可以无限变化的身体上刻下永久标记，创造不可撤销的选择，以此固定飘忽的自我认同。各类主义，成为思想层面的铆钉，在没有内置世界观的精神空间中，主动选择并死守某种意识形态框架，以此固定飘忽的价值观。在某些情境下，对ADHD、躁郁症、焦虑症等心理状态的诊断，也会被当作情感层面的铆钉：通过医学化的诊断给自己的状态命名和定位，使之获得一种可理解、可讲述的稳定形态。 这些铆钉都在试图解决同一类问题：在一个不再由单一传统对人进行本质性编程的文化中，如何建立稳定的自我认同？当然，纹身、意识形态认同和心理诊断各有其复杂的社会功能和多重动机：纹身可能关乎美学表达和亚文化归属，意识形态认同可能源于政治参与和道德确信，临床诊断首先是一种医疗工具，关系到资源分配和社会支持体系，只是在部分语境中，它也会被主观地用作自我身份的锚点，帮助个体建立稳定的自我认同。 东亚现代人的三重结构性负担 理解了上述不同的文化逻辑，我们就能更清楚地看到东亚现代人面临的独特困境。他们普遍承受着三重结构性负担。 第一重：传统的人程序——儒家内化的道德程序、集体主义的社会期待、家族责任的行为规范。这套程序要求个体在几乎所有情境下都运行复杂的社会计算：这样做会让父母失望吗？会破坏关系和谐吗？会被认为不懂事吗？对于日本人而言，这一重还叠加了“事程序”的要求：在不同场域中精确切换程序，维持每个“事”所规定的完美表现。 第二重：现代化的工具程序——西方的理性系统、竞争逻辑、个人主义要求。它与第一重程序在诸多层面形成张力：传统要求孝顺、谦虚、合群、克己；现代要求独立、创新、竞争、自我实现。 然而，现代化进入东亚后，并未简单取代传统，而是与之发生了复杂的互动。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两套系统的并存冲突，更是两者在特定领域的深度融合。最典型的例子是所谓”内卷”现象——它将儒家传统中对勤奋和吃苦的道德推崇，与现代资本主义的效率竞争逻辑结合在一起。 在西方语境中，职场竞争主要被理解为基于规则和绩效的博弈；而在东亚，同样的竞争行为往往被赋予道德意涵。加班不仅关乎完成工作任务，更被视为展现工作态度和组织忠诚的方式。这使得东亚现代人不仅要承受现代竞争机制带来的生存压力，还要背负传统道德体系施加的评判：不够努力不仅意味着可能被淘汰，更意味着道德上的缺陷。 第三重：西方式的铆钉需求——纹身、主义、心理诊断。这是在前两重结构性负担之上，又叠加了一套自我定义的任务。它要求个体不仅要应对传统与现代的冲突，还要通过外部标记来宣示“我是谁”：纹身宣示叛逆，主义证明立场，诊断解释痛苦。在现代全球化语境下，这第三重本身并非“不应该存在”的多余装饰，而是高度流动社会中普遍出现的一种自我锚定机制。 现代西方之所以更依赖“铆钉”，是因为其制度与文化在原则上尽量避免对人的本质作强制性规定，在身份与人生剧本上保留了更大的“空白地带”，个体需要在其中主动为自己创造定义。但东亚人从来“不空”，他们从出生起就被密集编程。当负重已经过大时，即使在结构上“本应存在”的锚定机制，也会从可能的支撑点，转变为无法承受的枷锁。在这三重枷锁之下，东亚人的核心困境不是“我是谁”的虚无，而是“我能不能不是被规定的那个我”的困境。 当一些东亚年轻人追随西方的纹身文化、认同政治话语或寻求心理诊断时，其动机可能与西方语境中这些实践的原初功能有所不同——往往不是出于相同的存在需求，而是试图用这些外部标记来反抗内部的过度编程。 但是，这种反抗往往难以奏效，因为它更多是在既有编程之上再叠加一层标记，而没有真正解除旧的重量。例如，一个有深度纹身的中国年轻人，仍然要面对父母的期待、单位的规训、社会的评判。纹身并没有让他自由，只是让他同时生活在更多层冲突的程序中。 这三重负担的运作机制比简单的并存更为复杂。在某些领域，传统与现代并非各自独立运行，而是相互渗透、彼此强化。内卷文化就是一个典型案例：它既不是纯粹的传统，也不是纯粹的现代，而是两者在特定历史时刻的独特组合。这种组合将外部的竞争压力内化为道德自我要求，使得个体即便认知到制度的不合理性，仍然难以在情感层面摆脱。 一个典型的东亚年轻人，在公司用西方式的契约思维与效率逻辑工作八小时，回到家又必须切换到传统的人情算法和孝道程序，本身就是巨大的消耗。此外，再要求他们像西方人那样铆钉自己，就是在要求他同时背负传统规范、现代理性和自我定义的三重枷锁。 当我们意识到，许多现代心理问题不仅仅是个人的软弱或失败，而是多套文化程序在同一具身体上同时运行、彼此冲突的必然产物时，或许能够对自己和他人多一些理解和耐心。 旧的程序逐渐失效，新的程序尚未生成。我们正处于缓慢的过渡期，这个转换的过程注定漫长而艰难，但理解本身就是改变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