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内卷成为一种道德——东亚现代人的三重枷锁与文明控制程序 • HUYIFAN

控制论，研究的是系统如何通过反馈来实现自我调节和控制：系统接收信息、比较偏差，并通过调整行动来维持某种稳定状态。例如一个恒温器，通过感知温度和调整加热等程序，维持室温稳定，这就是一个简单的控制系统。人类社会也可以看作一种控制系统，为了维持正常运转，它必须使用某些控制程序，来维持秩序、协调行动、传递信息。

作为控制系统的社会，必须由三个部分组成：操作员、程序、被控制的对象。其中，操作员和控制对象，显而易见的都是人。

因此，关键问题在于，控制程序是什么，以及它被写入的位置，是深深刻印在每个人的习惯和直觉中，还是嵌入在具体的社会活动里，或者是作为独立的工具和制度存在？

从控制论的视角审视人类文明，可以发现三种截然不同的秩序建构方式，它们将不同类型的"控制程序"写入不同的位置。以下是理想型的概括，讨论的是各文明最显著的组织逻辑，而非对其内部多样性的全面描述。

一、儒家传统：人作为程序

儒家文明圈将"人"本身编程化。礼教规范与宗教戒律共同构成一套完整的内部操作系统。一个合格的儒家传统中的人，应在任何情境下自动运行正确的子程序，见长辈启动孝敬程序，遇冲突启动忍让程序，面对欲望启动克制程序。

人由此成为高度可预测的执行机器，社会秩序通过硬编码每个个体来维持。这套策略极其坚韧，即便外部环境崩溃，只要人的内部程序完好，秩序就能迅速恢复。中国古代改朝换代后社会结构往往能相对快速重建，部分原因就在于，政权虽然更迭，基层社会的礼俗规范仍在延续。

代价是人的灵活性和创造性被严重限制，系统的反馈空间被压缩为"守礼/失礼"等高度道德化的二元判断。当遇到程序中未预设的情况，人会认知失调，甚至行为瘫痪。

二、日本：事作为程序

日本在接受儒家传统的同时，发展出了独特的变体，将"事"本身编程化。每一种社会活动、每一个工作流程、每一类人际交往，都有极其细致的程序规定。茶道、花道、武士道，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将某种"事"提升为精密算法。人进入某个"事"的场域时，自动被该场域的程序所引导和塑造。

日本人并非在所有情境下都运行同一套程序，而是根据"事"的类型切换不同的行为模式。工作时的程序、家庭中的程序、居酒屋里的程序可以完全不同，人在这些场景间切换时展现出惊人的适应性。

日本的工匠精神、服务业的完美主义，都可能来自"事程序"的极致优化，各行各业的"仙人"也因此而出现。但人被碎片化了，在不同事务中使用不同的程序，导致缺乏统一的自我认同。这种内在的分裂感，或许是日本社会中普遍压抑感与自杀率问题背后诸多结构性因素之一。

三、西方：方法作为程序

现代西方主流文化将"做事的方法"程序化，既不编程人应该是什么样的，也不编程事应该怎么进行，而是创造独立于人和事之外的抽象程序，让人保持相对自由，通过操作这些外部工具完成各种事务。

科学方法、法律制度、民主程序、市场机制，都是可以独立于具体的人和具体的事而存在的抽象程序。人无需被改造，事无需被神圣化，只需掌握正确的工具和方法。

这套策略的可扩展性极强，程序可以不断更新迭代而无需改变人本身，新的科技、新的制度可以被设计出来解决新问题。但人因此与程序疏离，成为程序的操作员而非程序的一部分，由此产生存在主义危机，即当我不被任何程序所定义时，我究竟是谁？

四、铆钉：自由的代价

当人不再被内化的程序所定义，也不被事的角色所定义，而是成为自由漂浮的程序操作员时，便可能产生严重的存在焦虑，因为没有程序告诉我"我是谁"。在这种从传统角色和本质叙事中被"脱嵌"的状态下，自我需要新的锚点来获得持续感和确定性。

于是出现了各种"铆钉"。纹身，成为身体层面的铆钉，在可以无限变化的身体上刻下永久标记，创造不可撤销的选择，以此固定飘忽的自我认同。各类主义，成为思想层面的铆钉，在没有内置世界观的精神空间中，主动选择并死守某种意识形态框架，以此固定飘忽的价值观。对ADHD、躁郁症、焦虑症等心理状态的诊断，有时也会成为情感层面的铆钉，通过医学化的命名给自己的状态定位，使之获得一种可理解、可讲述的稳定形态。

这些铆钉都在试图解决同一个问题：在一个不再由单一传统对人进行本质性编程的文化中，如何建立稳定的自我认同？

五、东亚现代人的三重结构性负担

理解了上述不同的文化逻辑，就能更清楚地看到东亚现代人面临的独特困境。

第一重是传统的人程序，即儒家内化的道德程序、集体主义的社会期待、家族责任的行为规范。这套程序要求个体在几乎所有情境下都运行复杂的社会计算，反复自问这样做会让父母失望吗，会破坏关系和谐吗，会被认为不懂事吗。对于日本人而言，这一重还叠加了"事程序"的要求，在不同场域中精确切换程序，维持每个"事"所规定的完美表现。

第二重是现代化的工具程序，即西方的理性系统、竞争逻辑、个人主义要求。传统要求孝顺、谦虚、合群、克己；现代要求独立、创新、竞争、自我实现。两套程序并非简单对立，在很多领域反而深度融合。最典型的是"内卷"现象，它将儒家对勤奋吃苦的道德推崇与资本主义的效率竞争结合在一起。在西方，职场竞争主要是规则和绩效的博弈；在东亚，加班更被视为展现态度和忠诚的方式，不够努力不仅意味着可能被淘汰，更意味着道德上的缺陷。

第三重是西方式的铆钉需求。在前两重负担之上，个体还被要求通过外部标记来宣示"我是谁"，用纹身宣示叛逆，用主义证明立场，用诊断解释痛苦。但东亚人从来"不空"，他们从出生起就被密集编程。当负重已经过大时，铆钉不再是支撑，而是又一重枷锁。

这三重程序同时运行在同一具身体上。一个典型的东亚年轻人，在公司用契约思维与效率逻辑工作八小时，回到家切换到人情算法和孝道程序，闲暇时还要经营某种身份标签来回答"我究竟是谁"。每一重切换都是消耗，每一重程序都在争夺对行为的控制权。

因此，东亚人的核心困境不是"我是谁"的虚无，而是"我能不能不是被规定的那个我"。一些人转向纹身、政治认同或心理诊断来反抗内部的过度编程，但纹身之后仍然要面对父母的期待、单位的规训、社会的评判，反抗本身只是增加了一层冲突。个体即便在认知上看穿了制度的矛盾，情感层面仍然难以挣脱。

许多现代心理问题由此而来，它们不是个人的软弱或失败，而是多套文化程序彼此冲突的必然产物。旧的程序逐渐失效，新的程序尚未生成，这个过渡注定漫长而艰难，但理解本身就是改变的开始。